当然，称谓之争是与法律属性、法律部门或法律地位等主题的讨论混合在一起的。

康拉德·黑赛的实质宪法学则旨在克服实证主义宪法的弊端，强调宪法与共同体的连带关系，认为宪法必须被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宪法是共同体的基本法秩序。姑且不论学者的学术争议，我们更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的逻辑时空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

经过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宪法学在学术研究中确立了学术的主体性，延续了宪法学中国谱系的历史传统，为中国人的宪法生活增添了活力与期待。另外，在百年大变局之下，传统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为新时代中国宪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的毁灭，当时的自由主义宪法制度已无力加以防范与解决，人们期待新的宪法体制的诞生。社会学的历史转向直接促使历史社会学兴起，为社会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此，尽管不同国家的宪法学体现了不同的文化与哲学，形成了不同的学术主张，但人类社会应维护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二）百年大变局之下的宪法与国际规则 宪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研究，特别是宪法与国际贸易规则之间关系的研究，是新的学术命题。从法治逻辑上说，只有制定出行政法典，依法行政才有良法可依，行政诉讼才有良法可判，普通公民才有良法可守。

其二，行政法律关系的另一方包括行政相对人、第三人和相关人。因此，这一章要考虑规定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机制保障、专业保障和物质保障。然而，这些身处于顶端、表述抽象的价值理念，还需要在行政法典的具体实施中得到彰显。所以，对行政法法典化的正当性进行充分阐释，最终才能获得官方、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

虽然有观点认为废除六法全书一定程度上中断了清末以来法典编纂的努力，但实际上中国法律制度的法典化传统在新旧法统更替之间并未彻底断裂。其中，总则就是编织法典内部逻辑关系的基本线索，它将分则共通性的东西集中起来，概括不断重复出现的特征，构建上位的概念，解释它们之间的关联。

实际上，早在1900年《德国民法典》制定以前，萨维尼就曾专门著书反对法典化，他认为德国人当时的理性、智慧和能力尚不足以担负起法典编纂这一宏大任务。其次，在行政法典编纂成功的基础上，适时推进制定特别领域的部门行政法典。当前，除官方正式提出的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之外，社会各界都在强烈呼吁推进行政法法典化。但是，与行政单行法不同，行政法典必然要尽可能兼顾所有行政法治的领域主题，必然要平衡行政法制的新旧更替和远近忧虑，必然要观照到整个社会需求和人民诉求。

从法释义学的立场思考，行政法典的编纂并非仅仅是使过去法律发展的成果加上一个更美的和更权威的外形，而更多的是为了法学和司法的更高更新的起点提供一个基础。除中央立法外，地方在行政程序立法和行政三法等方面与时俱进，极大地推动了行政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行政法法典化是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命题，有必要从规范功能和社会价值的角度展开正当性阐释，以期争取官方、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应松年，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张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进入 应松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典化 行政法典 提取公因式 实质法典化 。

但正是因为行政法缺少统一法典，才进一步加剧了各种行政单行法之间经常出现重复，甚至发生相互矛盾、抵触等现象。2.推进政府治理的现代转型 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完成了从彼此熟悉的人种共同体向公民组成的法律共同体转变后，才能实现现代国家治理的转型。

其次，这一体例结构是法典可认识性和可适用性的最佳选择。当前，我国法典化历史进程除受到客观条件制约外，仍然时有个别反对声音出现。

我们相信，更多法典成就将会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不断导引着整个民族走向政治统一、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合。因此，必须着力推进行政法法典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法治体系，这是一揽子解决法治政府建设有良法可依的最优方案。有学者指出，《唐六典》作为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具有标志性意义。结语 法律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就横向维度思考，宪法统帅下的各部门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是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而只有行政法典才能代表本部门法与刑法典、民法典等就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问题进行商谈与沟通。申言之，恰是行政法典的形式大一统才使其获得了作为行政基本法的权威地位。

毋庸置疑，规范性检视与功能性叙事将有助于更新行政法法典化的理想图景和知识谱系。其一，行政主体的范围分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两部分。

第二，立法的简约性不仅是条文表述的标准，也是对法典体量的限定，而后者主要通过对法典进行科学地谋篇布局来实现。其次，我国行政三法的制定都是对程序和实体内容统一规定，所以这一系列单行行政立法经验表明，程序与实体并行推进法典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所以，应当先制定行政法总则，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协同推进环境保护法、教育法这两部具体行政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不少学者都主张以行政程序法为中心来推进行政法的体系化。

更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提出，当前推进行政立法法典化，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与立法经验积累，行政立法法典化在我国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有学者专门提炼了域外行政法法典化的经验得失。未来，行政法典的制定不仅要久久为功，而且要因时而谋，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守正创新，体现其符合人民意志的社会价值。行政法典最满足时代要求的价值功能就是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即通过基础性制度建设，建成一个结构合理、权力配置适当、运作协调、廉洁高效的政府治理体系。

基于这种考虑，当前行政法典的制定主要是一般行政法的法典化，这种范围的限定能够兼容特别行政法的法典化。行政法典不仅是对既往法治政府建设成果最具权威性的历史总结，而且是对未来法治政府建设最具全面性、体系性和塑造力的发展规划。

当然，外部特别行政法典在不违反一般基本行政法典的前提下，可以设立符合自身特色的内容。未来，基本原则应当在学理和立法共识基础上，因应宪法和民法典的制修导向，增设行政法典的绿色原则。

首先，行政主体单方行使行政职权，学理上有称之为行政行为、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理的，但是立法需要考虑到概念用语的前后一致，故应参照《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主要立法，对同一概念沿用同一表达，即行政行为。刚刚步入21世纪，民法典编纂工作就被提上了立法议程，这预示着又一波法典化运动的启动。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由比较行政法的移植、镜鉴以及本土行政立法、执法和审判经验的总结，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所以，环境法典、教育法典等所有特别部门行政法典都必须遵循一般基本行政法典，这就体现了行政法典建构起来的原则理念、价值秩序的内部体系同样形塑、制约着法典的外部体系。虽然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最终未获成功，但这也为行政法法典化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构想做了许多有益探索。首先，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关键就是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而多元化的监督方式中最重要的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尤其是以政府的权力来制约权力。

第五章是行政的监督、保障和救济。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率先突破行政法典的制定难题，这就是中国人弥足称道的光荣。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以下简称《纲要》）也提出，要加强规范共同行政行为立法，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党的十三大报告都专门提到制定行政诉讼法。

在社会层面具有确保法治政府建设的守正创新、推进政府治理的现代转型、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价值。因此，行政法典对于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守正创新，尤其是对于采取政府推进型模式的法治中国建设来说，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